根据《史记》中的记载,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王朝,而商朝和周朝则构成了儒家思想中深深铭刻的“三代”。在这些王朝之前,曾经存在一个传说中的“虞朝”。然而,这个虞朝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史实支持,史书上对此寥寥无几,究竟是否存在,仍然无法考证。虽然如此,先秦的文献却清楚地提到,在夏朝之前,还有一个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王朝,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此却未作任何提及。这个遗失的王朝,至今成了中国历史中的一大谜团。
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,几乎每个王朝在初立之时,都曾经历过“立国危机”,这时的考验往往决定了王朝的命运。如果能够挺过这个危机,王朝便可延续数百年;如果危机无法克服,则意味着短命。例如秦朝和汉朝、隋朝和唐朝等,都经历了类似的局面。而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,夏朝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一次危机。
大禹治水,凭借着巨大的功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,这为夏启的篡位创造了条件。根据当时的禅让制度,大禹去世后,原本应该由伯益继位,但夏启却篡夺了这个位置,从而打破了“公天下”的格局,开始了“家天下”的统治。史记上对夏启篡位的描写显得非常温情脉脉,提到“益之佐禹日浅,天下未洽,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”,然而实际上,伯益一直是大禹的得力助手,他的辅佐对大禹的治水事业至关重要。因此,这段话显然是儒家对于夏启篡位的美化,背后隐藏的真正原因显然更加复杂。
展开剩余70%夏朝建立之初,面临着显著的两大危机:一是通过篡位打破了禅让制度,这种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,最具代表性的是有扈氏部落,最终夏启不得不采取征讨措施,爆发了著名的“甘之战”;二是伯益作为东夷人,代表了东夷部落的利益,夏启夺取伯益的位子,必然会激起东夷部落的强烈反应。而除了这两个外部危机外,夏朝的继位制度也相当不完善,易引发内部权力斗争。根据《国语》中的记载,在夏启时期便发生过“武观之乱”,这种内部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夏朝的政权基础。
夏启去世后,太康继位,表面上看夏朝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阶段,但实际上暗流涌动,内有诸子争位,外有不满的势力蠢蠢欲动。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,太康外出狩猎时遭遇了政变,东夷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发动政变,成功控制了朝政,史称“太康失国”或“后羿代夏”。现代考古研究发现,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比二里头遗址更为古老,且有着明显的东夷文化特征,这使得后羿代夏的历史事件得到了部分考古学的支持。
然而,司马迁的记载显得颇为耐人寻味。尽管提到“帝太康失国”,但却没有详细描述造成政权更替的原因以及之后的具体后果。接下来,司马迁仅仅简略记载了“太康崩,弟中康立”,似乎夏朝的传承一直没有断裂。这种处理方式让人不禁产生疑问,若“太康失国”了,为什么夏朝的继承依然如此顺利?这其中的原因,值得深思。
后羿在代夏之后,沉湎酒色,导致了权力旁落,最终,东夷人寒浞趁机发动政变,将后羿暗杀,自立为王,开启了新的王朝。寒浞上台后,开始追杀夏后氏的残余势力,中康的后人“相”被杀,而夏后相的妻子则逃入母家,生下了少康。数十年后,少康凭借一支复国军队,成功打败寒浞,重新恢复了夏朝,史称“少康中兴”。这样一来,实际上夏朝经历了一段中断期,几乎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被寒浞和后羿所统治。
在中国历史上,夏朝是唯一一个经历了近五十年王朝中断后能够成功复辟的朝代,这一过程相当曲折和特殊,堪称历史上的奇迹。虽然历史上有类似的复辟现象,但只有夏朝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中断后能够重新崛起,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那么,为什么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避而不谈后羿和寒浞的篡位历史呢?事实上,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记载向来有着强烈的“正统观”。例如,在周朝的继承问题上,周懿王去世后,周孝王继位,尽管史书表明周孝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,司马迁却只字未提周孝王的事迹,仅简略记录了他的继位和死亡。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周幽王去世后,西周灭亡后,周平王继位,尽管历史上有“二王并立”的局面,司马迁也避而不谈周携王的继位问题。
通过这两个例子,我们可以推测,司马迁在记载夏朝历史时,有意隐去了后羿和寒浞的篡位史,因为他们的政权并不符合“正统”的标准,而夏朝的正统继承者是夏后氏的后代,如太康、中康、夏后相、少康等人。因此,司马迁故意忽略了这段历史,选择回避不谈,保持了对“正统”的尊重。
发布于:天津市嘉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